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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MesserNicclòVitelli),保罗和维泰洛佐的父亲,雇佣军队长,由于教皇西斯托四世死亡,1482年收复了卡斯特洛市(CittàdiCastello),任该市的统治者。死于1486年。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贪婪,霸占臣民的财产及其妇女,特别使君主被人衔恨;因此,他必须避免这两件事情。当大多数人的财产和体面都没有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就安居乐业,君主只需要同很少数人的野心进行斗争,他可以有许多方法并且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人控制住。[16]路易十二世,法国国王(1498—1515),曾占领米兰,同西班牙瓜分那波利(1500),后被逐。网赌APP软件盛衰的变化亦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一个人采取谨慎、耐心的方式行动,时间与事态的发展情况说明他的行动是合适的,那末他就获得成功;但是如果时间与事态变了,他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改变他的作法。没有一个人如此谨慎小心地使自己能够适应这种情况,这是因为他不能够离开天性驱使他走的路子,还因为他走一条路子亨通已久,他就不能说服自己离开这条路子。因此一个谨慎的人,到了需要采取迅猛行动的时候,他不知所措,结果他就毁灭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随着时间和事态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性格,那末命运是决不会改变的。

网赌APP软件虽然瑞士和西班牙的步兵被人们认为是可怕的,但是它们两者都各有缺点,因此,第三种部队[7]不但能够对抗他们,而且确信能够战胜他们。因为西班牙人不能够抵御骑兵,而瑞士人一旦在战斗中遇到同自己一样顽强的步兵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感到害怕。所以经验已经证明,而且将来还要证明,西班牙人不能够抗拒法国骑兵,而瑞士人则被西班牙步兵所消灭。虽然这后一件事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整个经历,但是在拉文纳战役中[8],已有了一个证明:当时西班牙步兵同采取与瑞士人同样战术的德国军队会战,西班牙人靠他们身体敏捷和圆盾的帮助,潜入德军跟前,在德军长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安然地袭击德军,后者无法招架;假使当时西班牙人不是受到骑兵的袭击,他们定会把德国人全部消灭掉。因此,如果看到这两种类型的骑兵的弱点,就能够创建一种新型的骑兵,它既能击退骑兵,又不需要害怕步兵。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选择武器和改变战术。而这一切就象新制度一样,会给一位新君主带来名誉和伟大的地位。在这里必须注意:善行如同恶行一样可以招致憎恨。所以,正如我上面说过的,一位君主为着保存自己的国家往往被迫做不好的事情:因为为了保持你的地位,当你认为自己需要的那些人——无论民众也好、军队也好、贵族也好——腐化堕落的时候,你为着使他们高兴,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脾胃。从而善行将与你为敌。因此,一位君主应该常常征求意见,但是应该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而不是在他人愿意的时候;另一方面,对于他不征询意见的任何事情,他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但是,他必须是一位经常不断的征询意见者,而且关于他征询意见的一切事情,他必须是一位耐心倾听真话的聆听者。如果他了解到任何人不论出于任何原因,不把真话告诉他,他应该赫然震怒。因为许多人认为任何赢得英明之誉的君主,其所以致此,不是由于他的本质,而是由于他身边有一些好的顾问,毫无疑问,那是误解了。因为这里有一条从来颠扑不破的一般法则: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话,他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忠告;除非碰运气,他把自己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完全由后者支配,而此人恰好是一个极为英明的人。在这种场合,君主可能过得很好,然而日子长不了,因为那个支配者在短促的时间内会把他的国家篡夺过来。但是,当所谘询的人不只一个人的时候,君主如果不明智就绝不能够获得统一的忠言,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把它们统一起来;那些顾问每个人都想着他自己的利益,而君主却不能矫正或者洞察他们。情况不可能是两样的,因为除非某种需要驱使人们必须对你忠诚外,他们总是变成邪恶的。

因此,君主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想离开军事训练问题,而且他应该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他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有两个方法:其一是采取行动,其二是靠思考。关于行动方面,君主除了必须把他的人妥善地组织起来加以训练之外,自己必须不断地从事狩猎,借以锻炼身体,习惯于艰苦生活,并且认识各处地理状态,了解山脉是怎样起伏的,峡谷是怎样凹陷的,平原是怎样展开的,还要明了河流沼泽的特性,而且对于这一切必须予以最大的注意。[4]菲利波门(Filipomene,即Filopemen,公元前253—183),在同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的战争中,他是阿凯亚同盟的首领;先后战胜斯巴达,打败其暴君纳比斯,最后被俘处死;被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Plutarch)外为“希腊的最后一人”。因此,我的结论是:当人民对君主心悦诚服的时候,君主对于那些阴谋无需忧心忡忡;但是如果人民对他抱有敌意,怀着怨恨的话,他对任何一件事,对任何一个人就必然提心吊胆。网赌APP软件因此,妥善组织的国家和英明的君主都非常注意不要逼使贵族背城借一,同时要使人民获得满足,心情舒畅。因为这是君主所必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法国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组织得最好、统治得最好的王国之一。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看到法国国王的自由与安全赖以维持的优越的制度无数之多。其中主要的一个制度就是“议会”[4]及其权力。因为建立这个王国的人知道权力者[5]的野心和他们的傲慢,认定有必要在他们的嘴上套上制动机来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因为君主知道人民由于惧怕贵族从而怨恨贵族,君主便设法使他们感到安全,但是,他又不想把这种事情作为君主特别照料的事情,于是,为着避免自己由于袒护人民而受到贵族非难,同时为了避免由于袒护贵族而受到人民的物议,国王就设立作为第三者的裁判机关[6],这个裁判机关可以弹劾贵族,维护平民,而用不着国王担负责任。对于国王和王国说来,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制度更好、更审慎,再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安全的了。由此,我们又可以获得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君主务必把担带责任的事情委诸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自己掌管。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说:君主因此必须看重贵族,但是不应该因此使自己为人民所恨。可是假使在亚历山大教皇死时公爵身体康健,那么,一切事情都好办。在朱利奥二世当选教皇[16]的一天,公爵告诉我说,他事先已经预感到他的父亲死时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事前已经找到了万全的对策,唯独从没有料想到他父亲死时他自己也会濒临死亡。[2]马其顿的菲利普(FilippoMacedone),是指菲利普五世。他在公元前三世纪初和二世纪末曾两次同罗马人作战多年,终于在公元前197年被战败。因为君主除非使自己负担损失,否则就不能够运用这种慷慨的德性扬名于世,所以,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因为当人们看见由于节约的缘故,他的收入丰盈,能够防御对他发动战争的任何人,能够建功立业而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因此随着时刻的流转,人们将会认为这位君主愈来愈慷慨了。这样一来,他对于一切人说来就是慷慨的,因为他没有增加他们的负担,他们人数又很多;反之,他对于没有施与的人说来是吝啬的,但这些人毕竟为数甚少。

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于外国人,他就应当建筑堡垒;如果他害怕外国人更甚于人民,他就应当抛弃堡垒。法朗契斯科·斯福尔扎所建筑的米兰的堡垒,已经给并且将来还要给他的家族带来损害,更甚于该国的其他一切混乱。所以,你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因为即使你拥有堡垒,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垒都保护不了你,因为当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时候,外人就帮助他们,这是少不了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已经看到城垒不曾使任何一位君主得益,只有富尔利伯爵夫人在她丈夫季罗拉莫伯爵[7]死后的情况例外,因为她使自己能够避免来自民间的冲击,等待来自米兰的援助,重新恢复她的国家,而且当时那里的情况是外国人不可能帮助她的人民。但是,后来当切萨雷·博尔贾出击她,反对她的人民同外国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堡垒无能为力。因此,在当时和在以前的情况一样,对她说来,拥有堡垒不如不受人民憎恨来得更安全。但是让我们看一看亚历山大吧,这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在他受到赞扬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就是:在他统治的十四年中,不曾有一个人未经审判而被他处死。然而,由于他被人们认为懦弱无能,是一个听任自己的母亲支配的人,于是,他为人所轻视,军队谋反了并且把他杀死了。军队希望君主用后一种品性对待人民,使自己能够获得加倍的军饷,让自己的贪心和残酷性得逞。因此,那些皇帝或者由于上代没有遗下伟大的声誉,或者由于自己没有本领获得伟大的声誉足以驾御军队与人民双方,他们总是被灭亡的。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新登帝位的人们面对这两种对立的脾气所做成的难局,于是自己光顾得满足军队,而对于损害人民则很少介意。这种作法是势有不得不然的,因为君主不可能不受到某些人仇恨,他首先必须避免受到广大人民的怨恨;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末必须尽最大努力避免受到最有势力的人们的怨恨。[3]马基雅维里在此处引用的人物,除居鲁士一人外;其他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西方学者对此有各种评论。但是这些传说中的某些人物及其事迹并不能肯定全部是没有历史根据的。特别是从西欧文化的历史背景与传说中和宗教上的人物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占有的地位,马基雅维里的例示与分析显然会产生吸引人的效果和特殊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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